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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尔是法国画家、新古典主义艺术的代表。作为坚定的古典主义者，安格尔与学院之间具有深厚的渊源。一方面，学院代表了一种艺术生产的方式，通过学院体系，艺术家得以呈现自己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思想；另一方面，学院这一封闭的教学体系又极度依赖于安格尔所创造的艺术语言和形式。虽然安格尔尊重传统，不断借鉴和挪用经典的图示，但传统的碎片在安格尔的作品中不是一种怀旧式的存在，而是一种突破传统和驾驭传统的方式。安格尔尊重前辈大师，却更坚守自我意识，远离市场的嘈杂和沙龙的评判，专注于作品本身的构思和纯粹的艺术概念，从而实现了一种另类的现代性。而且，安格尔的历史画和肖像画构成一种社会和历史文献，对研究他所处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把安格尔放到19世纪欧洲的语境中，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来建构和还原一个复杂、真实的安格尔。汉代是崇尚玉器的社会，流传至今的这四片汉代白玉保留着尚未深的原状，反映了汉代制玉工艺的高超。玉片上汉代玉工随手写出的墨书文字，展现了当时通用文字书写的本相，也是我们了解汉代玉器流程的珍贵。"阙"是我国古代王都宫门或者城门之前的装饰建筑形式，是悬挂法令之处。阙 早出现在西周，直至春秋时期，只有周王室与鲁国的城门之前才有这种形式。战国时期，"阙"成为各个诸侯国都城门之前的建筑。战国中期，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年)，商鞅按照魏阙的样式"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冀，先秦时期指晋南；文中所说的"冀阙"就是立在魏国旧都安邑宫门之前的阙。从此我国古代的"阙"又有"冀阙""魏阙""象魏"之称。博物馆文物藏品在产生之初、存世过程中以及被征集入馆后，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状态"。本文依据博物馆学相关理论并结合博物馆工作实践对此进行分析研究，并对文物藏品"现状"的登录和交接进行探析。本文通过对白崖沟遗址聚落形态的考察，并结合对周边区域的考古调查，认为该遗址独居蔚汾河中游的大拐弯处，视野阔，地势险要，并以连续的城墙及城外自然河谷构建了多重防御系统，聚落内部统一规划多个居民点，使其成为蔚汾河这一时期的中心聚落。龙山后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蔚汾河流域势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区域中心由中游转移到下游地区，白崖沟石城的社会地位至迟也在这一时期被碧村所取代，这一区域中心的转移可能与晋陕黄河两岸地区更大空间内的政治整合不无关系。此外，白崖沟居址内普遍存在的地画较其他同期同类地画有了进一步发展，也从侧面反映表明了该石城在龙山前期的突出地位。咸阳出土北周保定四年(564年)《魏故南秦史成君碑》，为存世不多的北周碑版增添了一例年代较早的历史物证，也为研讨西魏北周之间的史事与人物，特别是梳理南秦州史成氏家族了重要的文献依据，而其书法样式也足以见证当时长安地区的流行风尚。因为此碑在内容上的特点是为北魏南秦州史成君和他的两位胞弟、一位堂弟和一位侄子共同下葬而建立的家族墓碑，故本文的考证一是侧重于成君的家族与人物，以此见证族源为匈奴后裔的成氏一族乃是有功于北魏的上谷豪族；二是侧重于这些人物所参与的重大史事，譬如碑文所记中坚将成尊和领"征梁、汉，与吴贼兰钦交阵"乃是南梁与西魏在汉中南郑的一次重要战事，适可与正史互为补证，并能见证当时战争的惨烈悲壮。此外，碑文有"内辩三乘，外明六史"之说，故关于"六史"的称谓在内涵上究竟是指文献还是指职，也是文章注重分析的一个问题。当然，还值得留意的就是此碑的书法，楷书中尚未尽脱北魏笔致而又有受到北齐影响的隶书意趣，堪称北周碑版墓志书法中 为峻整者，并足以见证这样一种受南朝书风影响而在北周都城长安地区营造出来的书法时尚与主流样式。汉集灵宫为武帝求仙所建，汉华阴县为高祖八年更名设立，二者均位于华山北麓。《水经注·渭水》对其地望记载明确，本无争议，但近人研究却逐渐将其位置相互混淆。汉华阴故城年代稍早于集灵宫，二者性质、年代和功能均存在较大差异。，秦汉离宫别馆考古队调查华阴市境内，在此发现并详细调查了杨家城、瓦渣梁等1处秦汉时期遗址，采集到大量可供断代的遗物标本，为解决华阴境内秦汉时期遗址的性质了科学、详实的。其中杨家城遗址通常被认为是汉"华阴故城遗址"，但通过本次调查发现该遗址年代较晚，与文献记载的汉华阴县城不符，反而与汉集灵宫在年代和地望上非常吻合，应当是汉集灵宫遗址所在。考古队在杨家城遗址以东还发现了另外两个重要遗址—瓦渣梁与黄埔峪遗址，通过研究，发现这两个遗址当分别为汉华阴故城和华山祠所在。濮阳出土的《唐兀公碑》是我们研究宋元以来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唐兀"二字首先是地理概念，而非种族或民族概念，其正确含义应该是指西夏王国统治区域，其引申之义可能应泛指生活在西夏境内以党项羌为主体的诸多民族而言；另一方面又是蒙古族对党项人的称呼。濮阳出土的唐兀公碑其族属应为西夏党项无疑。北宋后期是文人画理论的成熟时期，此时的文人画家关注着如何以文人的思致跨越传统绘画思维的障碍，获得新的艺术表达方式。李公麟的《龙眠山庄图》是北宋文人山水画领域里比较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本文即以此图作为个案来管窥文人画家以诗入画、以禅入画的绘画思致。《龙眠山庄图》描绘了一群文人居士在龙眠山中结社、禅修的生活，但本质上是一幅文人禅观山水画。画家移步换景，借用图像象征的方法暗示、指引着观画者观想以八功德水池为中心的西方净土世界，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此外，李公麟《龙眠山庄图》的画意和禅定观想次第离不苏辙《题李公麟山庄图并叙》的阐释，李、苏二人的画与诗是一体的。